欧亿3注册好的校园报道是怎样炼成的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12-04 20:15

  2015年4月至5月,“百所高校大学生寻访徐霞客足迹活动”在浙江省宁海县举行。4月13日至18日,从全国筛选出的16名大学生记者,在宁海参加了“宁海模式·全国大学生新闻实践营”,接受中国青年报社资深记者培训,深入采访宁海县基层治理、乡村旅游;5月18日至20日第十三届中国徐霞客开游节期间,作为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永久换届会址,宁海县更是迎来了全国100所高校大学生记者。他们在这里换届、颁奖、采访、重走徐霞客古道,并采写了相关报道,以飨读者。

  2014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,暨南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洪海到学院退休教授梁洪浩家门前蹲点,希望能够见到他并进行采访。那时的他,没有想到,今年5月19日晚,因为这次蹲点采访写出的人物报道《梁洪浩:90年的光荣与梦想》,他获得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人物通讯类一等奖,并参加了在浙江宁海举行的颁奖典礼。

  今年3月底,中国青年报社、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发起了第一届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以及中青·校媒奖学金评选,活动覆盖全国400余家高校、2000多家校园媒体。在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执行秘书长曹竞看来,大学生新闻奖有利于学生记者专注于新闻业务。她希望,学生记者要勇于担当,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。

  “这个人物报道其实较为常规,能获奖可能与它具有历史厚重感,涉及校史、专业史等有关。”从2014年10月起,洪海所在的学生报纸《新闻学生》计划做“暨南人”的专题,洪海被分配到采访退休教授梁洪浩。他用一周时间梳理了校史、回忆录,并采访梁的保姆、学生等。

  这些前期工作让洪海有了许多素材,而去年暑假参加“南方准记者训练营”则让他对人物报道有了更多把握。他记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记者张欢在讲座中说,“人物报道要学会描写新闻背景、历史背景、个人经历,要体现出矛盾与高潮,就像是写小说。”

  “这一天,广州的天空出现久违的蓝色,温度也比前一天更高,阳光几乎洒满了暨南园。”洪海在报道中写道。他说,“这一天”正好是梁洪浩的90岁寿辰,这么写,是为了烘托那是个“高兴的一天”,但“环境描写不能变成单独的风光,要和人完美结合”。

  环境、细节的刻画同样为西北民族大学广告学专业大三学生黄智强所看重。在这次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中,他采写的《总理来过之后》获得深度报道类一等奖。报道还原了一个家族三代人的不同经历、心理,记录广西一个村庄在李克强总理考察后发生的改变。

  黄智强还记得,为了还原村民送总理两筐花生的场景,他特意上网查找当时的照片,随后请现场村民回忆当时的细节。

  “要学会深挖更多细节,揭示更多未知。但你很难苛求采访对象能详细表达出你希望了解的东西,因而你要自己学会追问。”黄智强说。

  在此次获奖作品中,另有一些新闻报道与社会议题有关。而从全国范围来看,《青春报》是社会议题报道比重较多的校园媒体之一。

  “关注社会问题是为了让学生的视野超越校园社区,更多关注社会问题,也更好地与社会对接,培养胆魄,开阔视野。”刘津说。

  《青春报》主编卢禹弛对此感触颇深。2014年10月28日,北京市发改委正式发布北京公共交通价格调整最终方案,“2元”时代即将终结。这时恰逢《青春报》百期特刊,报社决定做一些关于社会热点的特稿,最终确定了这一选题。

  卢禹弛把知名记者李海鹏在《南方周末》刊发的稿件《车陷紫禁城》提供给学生记者们作为参考。随后,记者在地铁相关的网络BBS寻找采访对象、连续几日搭最早班和最晚班的地铁并找车上人聊天。

  他们还采访了2008年奥运会期间为北京地铁报站的报站员黄华、地铁隧道深处动态广告设计师刘小燕、地铁乞讨者和北京地铁具有渊源的人等,试图了解“北京地铁的生活节奏以及人与地铁的感情”。

  卢禹弛对初稿并不满意,“稿子较为凌乱,缺乏节奏感,信息也比较分散。”因此,他建议采写稿件的记者能找到一个与地铁有着类似生活轨迹的人,通过这个人的故事把稿件串起来。

  最终,记者们找到了高中生周炜昊——在2007年北京“2元时代”刚开始时,他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,乘坐了近12个小时地铁。到了“2元时代”即将结束时,他又坐了近12个小时地铁,体验了所有换乘车站。这篇报道最后被评为首都高校传媒联盟新闻汇评金牌作品。

  “想要做好校园报道,最主要的还是要勤快,同时应提高寻找采访对象的能力;在写作技巧上,则要多看优秀的报道,借鉴这些作品的逻辑、写法,靠阅读来获得对深度报道的认知。”卢禹弛说。

  多名参与获奖作品评选的人士表示,直面重大事件、争议事件的报道,既考验采写技巧,也具有促进信息公开、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。

 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,对于校园媒体而言,理解和判断更加重要,要不断历练自身思维,更深刻、成熟把握学校各类问题。

  清华大学《清新时报》被认为是一份注重理解和判断的学生报纸。该报执行总编曾繁尘表示,《清新时报》的定位是“校园观察家”,“选题和学生密切相关,但不一味迎合学生喜好,努力服务大学生,尽其所能引导舆论,改变不合理现象”。

  在清华大学,“阳光长跑”制度已有多年传统,并从2008年秋季开始被纳入大一、大二学生的体育课程体系。尽管每年都会起争议,但曾繁尘表示,“如果不能够找到新的角度切入,那还不如不做。”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新的有价值的题目上,比如“清华辞退外文系教师”、“何时向水课说不”、“学分绩改革”等选题。

  争议性报道的确是一个硬骨头,一旦处理不好,容易激化校园媒体与校方矛盾。刘津说,“操作这类选题时,要追求通过报道表达双方诉求和立场,促进和解与解决问题。”

  一个例子是,一个学生在向学校借摄像机时,不小心把三脚架中很小的圆形铁环弄坏,结果学校要求赔偿300元,但实际价格可能才几元。校方解释称,三脚架某些零部件不能单独向厂家购买,所以一旦损坏需按规定赔偿整个器材,但学生依然意见很大。

  在向学生详细了解情况后,学生记者主动找到学校教学与实验保障中心沟通。最终,校方做出了诸如自行加工零件等努力。在摄像器材赔偿上,为了鼓励学生使用,也设置了额度限制,假如损坏设备折旧后价格超过1000元,学生只需赔偿1000元。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,校方通过开放分期偿还或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方式帮助其偿还损失。

  在张志安看来,所有政策想要改善,都涉及公共治理成本、政策取舍、成本投入等,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,要一层层剥开,“努力挖深,站在公共治理的角度去建设性解决问题”。

  他举例说,假若学校有条河流很臭,校园媒体在做报道时,不能够仅仅质疑为什么不把河流搞干净。他认为,在这一问题上,一篇理想的校园媒体舆论监督报道应该调查河臭的原因,了解河臭责任方、河臭是临时性还是长期性、最初规划河道是否合理、治理河道需要谁出钱、从哪些学校经费调拨、是否有其他公共治理费用、如何申请等。

  张志安也清楚地意识到,要做到这些对于校园媒体太难了,特别是一些校园媒体可能受到校方各种限制。他觉得,“不应该苛求这些校园媒体”,只要校园媒体能够在它有限的范围内,最大化实现自身价值,把特色、影响力做出来就足够。

  2015年4月至5月,“百所高校大学生寻访徐霞客足迹活动”在浙江省宁海县举行。4月13日至18日,从全国筛选出的16名大学生记者,在宁海参加了“宁海模式·全国大学生新闻实践营”,接受中国青年报社资深记者培训,深入采访宁海县基层治理、乡村旅游;5月18日至20日第十三届中国徐霞客开游节期间,作为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永久换届会址,宁海县更是迎来了全国100所高校大学生记者。他们在这里换届、颁奖、采访、重走徐霞客古道,并采写了相关报道,以飨读者。

  2014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,暨南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洪海到学院退休教授梁洪浩家门前蹲点,希望能够见到他并进行采访。那时的他,没有想到,今年5月19日晚,因为这次蹲点采访写出的人物报道《梁洪浩:90年的光荣与梦想》,他获得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人物通讯类一等奖,并参加了在浙江宁海举行的颁奖典礼。

  今年3月底,中国青年报社、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发起了第一届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以及中青·校媒奖学金评选,活动覆盖全国400余家高校、欧亿3总代2000多家校园媒体。在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执行秘书长曹竞看来,大学生新闻奖有利于学生记者专注于新闻业务。她希望,学生记者要勇于担当,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。

  “这个人物报道其实较为常规,能获奖可能与它具有历史厚重感,涉及校史、专业史等有关。”从2014年10月起,洪海所在的学生报纸《新闻学生》计划做“暨南人”的专题,洪海被分配到采访退休教授梁洪浩。他用一周时间梳理了校史、回忆录,并采访梁的保姆、学生等。

  这些前期工作让洪海有了许多素材,而去年暑假参加“南方准记者训练营”则让他对人物报道有了更多把握。他记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记者张欢在讲座中说,“人物报道要学会描写新闻背景、历史背景、个人经历,要体现出矛盾与高潮,就像是写小说。”

  “这一天,广州的天空出现久违的蓝色,温度也比前一天更高,阳光几乎洒满了暨南园。”洪海在报道中写道。他说,“这一天”正好是梁洪浩的90岁寿辰,这么写,是为了烘托那是个“高兴的一天”,但“环境描写不能变成单独的风光,要和人完美结合”。

  环境、细节的刻画同样为西北民族大学广告学专业大三学生黄智强所看重。在这次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中,他采写的《总理来过之后》获得深度报道类一等奖。报道还原了一个家族三代人的不同经历、心理,记录广西一个村庄在李克强总理考察后发生的改变。

  黄智强还记得,为了还原村民送总理两筐花生的场景,他特意上网查找当时的照片,随后请现场村民回忆当时的细节。

  “要学会深挖更多细节,揭示更多未知。但你很难苛求采访对象能详细表达出你希望了解的东西,因而你要自己学会追问。”黄智强说。

  在此次获奖作品中,另有一些新闻报道与社会议题有关。而从全国范围来看,《青春报》是社会议题报道比重较多的校园媒体之一。

  “关注社会问题是为了让学生的视野超越校园社区,更多关注社会问题,也更好地与社会对接,培养胆魄,开阔视野。”刘津说。

  《青春报》主编卢禹弛对此感触颇深。2014年10月28日,北京市发改委正式发布北京公共交通价格调整最终方案,“2元”时代即将终结。这时恰逢《青春报》百期特刊,报社决定做一些关于社会热点的特稿,最终确定了这一选题。

  卢禹弛把知名记者李海鹏在《南方周末》刊发的稿件《车陷紫禁城》提供给学生记者们作为参考。随后,记者在地铁相关的网络BBS寻找采访对象、连续几日搭最早班和最晚班的地铁并找车上人聊天。

  他们还采访了2008年奥运会期间为北京地铁报站的报站员黄华、地铁隧道深处动态广告设计师刘小燕、地铁乞讨者和北京地铁具有渊源的人等,试图了解“北京地铁的生活节奏以及人与地铁的感情”。

  卢禹弛对初稿并不满意,“稿子较为凌乱,缺乏节奏感,信息也比较分散。”因此,他建议采写稿件的记者能找到一个与地铁有着类似生活轨迹的人,通过这个人的故事把稿件串起来。

  最终,记者们找到了高中生周炜昊——在2007年北京“2元时代”刚开始时,他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,乘坐了近12个小时地铁。到了“2元时代”即将结束时,他又坐了近12个小时地铁,体验了所有换乘车站。这篇报道最后被评为首都高校传媒联盟新闻汇评金牌作品。

  “想要做好校园报道,最主要的还是要勤快,同时应提高寻找采访对象的能力;在写作技巧上,则要多看优秀的报道,借鉴这些作品的逻辑、写法,靠阅读来获得对深度报道的认知。”卢禹弛说。

  多名参与获奖作品评选的人士表示,直面重大事件、争议事件的报道,既考验采写技巧,也具有促进信息公开、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。

 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,对于校园媒体而言,理解和判断更加重要,要不断历练自身思维,更深刻、成熟把握学校各类问题。

  清华大学《清新时报》被认为是一份注重理解和判断的学生报纸。该报执行总编曾繁尘表示,《清新时报》的定位是“校园观察家”,“选题和学生密切相关,但不一味迎合学生喜好,努力服务大学生,尽其所能引导舆论,改变不合理现象”。

  在清华大学,“阳光长跑”制度已有多年传统,并从2008年秋季开始被纳入大一、大二学生的体育课程体系。尽管每年都会起争议,但曾繁尘表示,“如果不能够找到新的角度切入,那还不如不做。”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新的有价值的题目上,比如“清华辞退外文系教师”、“何时向水课说不”、“学分绩改革”等选题。

  争议性报道的确是一个硬骨头,一旦处理不好,容易激化校园媒体与校方矛盾。刘津说,“操作这类选题时,要追求通过报道表达双方诉求和立场,促进和解与解决问题。”

  一个例子是,一个学生在向学校借摄像机时,不小心把三脚架中很小的圆形铁环弄坏,结果学校要求赔偿300元,但实际价格可能才几元。校方解释称,三脚架某些零部件不能单独向厂家购买,所以一旦损坏需按规定赔偿整个器材,但学生依然意见很大。

  在向学生详细了解情况后,学生记者主动找到学校教学与实验保障中心沟通。最终,校方做出了诸如自行加工零件等努力。在摄像器材赔偿上,为了鼓励学生使用,也设置了额度限制,假如损坏设备折旧后价格超过1000元,学生只需赔偿1000元。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,校方通过开放分期偿还或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方式帮助其偿还损失。

  在张志安看来,所有政策想要改善,都涉及公共治理成本、政策取舍、成本投入等,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,要一层层剥开,“努力挖深,站在公共治理的角度去建设性解决问题”。

  他举例说,假若学校有条河流很臭,校园媒体在做报道时,不能够仅仅质疑为什么不把河流搞干净。他认为,在这一问题上,一篇理想的校园媒体舆论监督报道应该调查河臭的原因,了解河臭责任方、河臭是临时性还是长期性、最初规划河道是否合理、治理河道需要谁出钱、从哪些学校经费调拨、是否有其他公共治理费用、如何申请等。

  张志安也清楚地意识到,要做到这些对于校园媒体太难了,特别是一些校园媒体可能受到校方各种限制。他觉得,“不应该苛求这些校园媒体”,只要校园媒体能够在它有限的范围内,最大化实现自身价值,把特色、影响力做出来就足够。